重视解决结构性矛盾,中国为何仅用35年就实现历

2019-09-17 作者: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   浏览(164)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金,但是社会不同群体与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没有达到过两位数,但是中国的能源与主要原材料消耗的增长幅度却大多达到了两位数以上;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与日本,但是中国的出口却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矛盾与问题表明,假如中国不对现有的增长方式加以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 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会遇到以上问题呢?笔者认为可能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主要由政府的力量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选择来决定的,结果,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过分强调GDP的发展道路。为了达到增加GDP的目的,一些地方会采取分割市场、构筑地区与部门壁垒、投资优先于就业等政策与措施,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资本要素比劳动要素受到更多的关注。结果,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便明显地扩大了。很显然,这种既存在较多失业,又存在收入分配较大差距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它缺乏足够的内需。 第二,社会经济活动中太多的政府介入,则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高成本与高资源消耗的主要原因。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投资推动的特征,其中大量的投资又是来自于国有企业。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要使不断增加的投资能够产生效率,就必须满足以下这些条件:(1)投资不是为了增加企业经理人员的代理成本,而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2)为了能够使投资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投资就必须包含着技术进步;(3)为了使经济增长可持续,投资不仅应当包含技术进步,而且还应当是资源集约化的。然而,实际情况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程往往很难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像国有企业这样的企业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产权约束。在整个社会对公权代理人尚缺乏有效的奖惩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增加个人代理成本收入的现象将是难以避免的,而不顾经济效益的粗放式投资与过度投资则是增加各级代理人代理收入的最为方便的做法。其结果就有了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现象的出现,即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过两位数,但是伴随着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而来的资源消耗却达到了两位数以上。 第三,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缺少外部成长的空间。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最近撰写的一本名为《大分流》的学术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江南地区,其经济结构和组织制度乃至生产技术,一点也不比当时开始走向工业化的英国以及欧洲国家落后,中国后来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并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与衰退,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国和欧洲的一些先进工业化国家成功地利用了外部世界,其方法是向新大陆移民和大规模开发新大陆与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从而摆脱了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所必然要面临的生态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危机。今天的世界与欧洲工业革命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未被"发现"的新大陆已经不复存在,每个国家与民族都已经认识到保护稀缺资源和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这样说,中国是继欧洲、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一个真正遇到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的国家。其实,除了资源瓶颈之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还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市场瓶颈。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和后来居上的日本可以依靠外需(其方法是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来实现经济的起飞,并维持相当长期的经济增长,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难以完全依靠外部世界的需求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内需在美国经济起飞与长期增长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的困难就在于,中国既不是一个像英国与日本这样的"小国",又不像美国那样,是一个具有足够内需的国家(因为中国国内悬殊的收入分配使得中国难以产生巨大的内部市场,也就是内需)。这样,当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时,便会发生强大的供给冲击,进而引发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与纷争。由此可见,中国的后发展尽管可以获得某些后发展的优势,但是,无论从资源供给还是从产品需求的角度来讲,中国都遇到了先发展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制约,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在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稍微加快,就会产生所谓的"经济过热",并使中国面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过多指责。所以,如何在以上所分析的环境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世纪课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破解这样的世纪课题呢?笔者以为,为了破解这样的课题,我们至少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以下的改革与调整:第一,必须由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来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与发展方向。因为只有市场的价格机制才能对资源的稀缺程度作出准确的评价,并激励人们去进行替代品和生产技术的发明创造,不仅如此,市场化程度越高就会越有利于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动,从而也就将越有利于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二,通过政府转变职能与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尽可能多的公权从市场经济活动中退出,以便使市场中的投资行为更多地受到私有产权的约束,激励中国的经济增长走上要素、特别是资源的集约化发展道路;第三,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时,坚决放弃早期工业化国家所普遍采用过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必须采取自己活、同时也让别人活的互利与双赢政策。这意味着中国在大量出口自己产品的同时,也必须大量进口别国的产品,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民族复兴的伟业。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经济减速的时候,说中国必然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创新领头羊,是要有足够底气的。

去年中央提出我国的发展要转到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上。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地区差距的拉大、环境污染、三资企业比例等。这20多年来,我们很追求效率。一个现象是,政府官员几乎都变成了经济专家。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但在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要顾及全民,让全民受惠。否则内需就不会增长,那么会出现通过投资和出口变量来拉动经济,这样的经济会与别国发生很大的矛盾,很危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贫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还能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要素秉赋有:劳动力人口。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两元经济,13亿人口中有8亿在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结果是工资低,所以廉价劳力是中国经济的特征。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被打破了,在上海,月薪从500元至5万元都有,而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很少见。这个工资系列的好处是任何一个来中国投资的项目都可以找到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本进入。中国缺少资本,但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华人资本。改革开放初始,最早进入的就是华人资本。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使中国在短期内超过了几个时代。制度改革。但最初的改革已经显出了弊端。现在要缩小贫富差距,低工资要增加,高收入者要负担更多的税。从大的方面看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实际就是7、8亿劳动力参预了国际分工,生产要素被重组,资本和生产线被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国历来是需求制约型经济,扩张需求以支撑增长。改革开放后出现了高速增长。但在1997—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疲软,通货紧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200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民间投资活跃,银行贷款扩张明显,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大幅增长,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9.9%。全年GDP增长数据为9.1%,这是97年来的最高值。2004年达到了9.5%。中国经济的第一波增长来自农业增长。1978-1985年是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时期,城乡差距最小。1985年后,又开始拉大。现在的城乡差距有三倍甚至更多,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最富的省和最穷的省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大概是12倍,现在是40倍。而农业是土地、资本、科技密集产业,中国的农产品因为没有比较优势,也不能出口。这说明最初以食品为内容的增长已经到顶了。第二波增长的内容是轻工业,中国从1985-1992年是乡镇企业一枝独秀,成为经济的火车头。从1992年起,中国开始有了消费,消费开始推动对经济增长。第三波增长的内容是家用电器。所有这些在1997年都饱和了。这时中国出现了两元经济,城市已经饱和,但农村却无力消费。只有江浙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工业化和移民基本解决了三农问题。因为出现了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和就业制度改革,从1995年始,中国银行出现存款余额高于贷款余额。消费开始萎缩,投资也开始萎缩。这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一是城市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推动的,这两项消费的上涨,推动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这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的。二是中国加入了WTO,出口连年高速增长。三是中国的工业全面发展,工业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重工业的增长高于轻工业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工业化时代。四是工业化带来了移民潮,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这四项增长再推动经济增长5、6年没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中国的GDP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这也是因为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层次比较低,提供的是低端劳力。GDP增长很快,但就业弹性很低,GDP增长10%,就业只增长1.2%,就业低增长与GDP高增长形成矛盾。推动GDP增长的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始终在低水平,构成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回报率较低)和出口。而一个怪圈就是: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投资和出口时,它就越发依赖这两个因素。内需的增长就越发落后。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不断上升,也构成了中外利益集团的矛盾。小国经济中可以有很高的进出口率,大国的外贸依赖度不能很高。 国内居民储蓄不断增长,但投资渠道很少,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居民储蓄难以形成有效投资,构成储蓄和投资的矛盾。中国目前不缺钱,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FDI(外商直接投资)要进来?因为FDI带来的不仅仅是钱,是项目,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国际市场。但FDI需要中国的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产品是“made in china”而不是“made by china”的原因。这也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太低的原因。经济增长的速度中,第四产业增长太慢。对创造GDP贡献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美国和日本先后成为“世界工厂”,但当日本成为“世界工厂”时,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新趋势,那就是高科技产业并未转移,科学的中心没有转移。所以日本没能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独霸世界。但日本仍有它的品牌和产业。当中国成为第四个“世界工厂”时,却很少有自己的品牌和产业,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我们分到的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收入。而且按照这种形态发展下去,三产也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比如上海这种城市的定位就很困惑。国内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尤其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不发达。这就是我们的危机。地区不平衡在增加,东西部的差距已经达到2.6倍。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构成社会贫富矛盾。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经济增长中的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率的矛盾十分明显。中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法两国的7.7倍,日本的11.3倍。与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成对比,环境污染已成危机。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总依靠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要提高内需。经济发展要立足于本国,不能过多依赖外国。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城市扩展至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定要有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中产阶级的社会才是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怎样形成中产阶级?我认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多数人,至少七八亿吧,他们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有体面、有知识;二是把所有企业的股权公共化,让大家持有企业的股权,以分享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只有保持公平的社会才是最终有效率的。所以我的提法是:公平最后会促进效率,促进社会发展。因为一个大部分人都是低工资的社会,可能在微观上有效率,但在宏观上是没有效率的。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做到几个一致:GDP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保持一致,GDP增长和本国居民消费增长保持一致,区域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增长和出口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入流出和其收益保持一致,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保持一致。(傅萱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从历史上看,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它们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大都出现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但是,近年来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却还未曾出现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本来可以达到的经济增长没有能够变成现实,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性矛盾。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并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区域经济中的东西部结构性矛盾;金融部门与实际经济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所引起的结构性矛盾。 国有企业产权的公共性决定了国有经济部门适合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当它们进入市场参与私人产品的生产时,就有可能会因为公共产权约束的软化与民众监督的困难而导致资金滥用。其结果是流入民营经济部门的资金不足,民营经济部门资金成本攀升。受盈利动机的驱动,民营企业就会用劳动来替代资本,滥用劳动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此,为了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率,通过体制改革,让更多的国有企业从生产私人产品的市场中尽早的退出,可能是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出路。 东西部问题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并且造成了内需不足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高度依赖于外部市场的需求以及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事实上,造成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即由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所造成的人口、产业与城市在沿海地区的规模集聚。因为贸易是有运输费用的,为了降低运输费用,把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产业活动配置在沿海地区是最经济的,而随着产业向沿海地区集中,人口和城市也就会在沿海地区规模集聚。由此可见,中国东部地区的繁荣其实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 由国际贸易经济地理效应所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原本可以通过要素(主要是劳动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来加以平衡,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农村较为落后的文化教育,再加上土地使用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得中国的广大农民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能力从中西部向经济高速增长的东部大规模流动。解决矛盾,需要通过改革为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措施主要应当包括: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货币化流转、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根本改革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 再来看宏观经济领域中的结构问题。实际经济部门中的资源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而虚拟经济部门的金融资源则仍然由政府部门用行政方法来配置。当金融资源不是由市场来配置,处在体制外的民营经济部门就很难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由于资金供给不足,民营经济就难以进入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因为进入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资。面对这样的问题,出路只能是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而不是去进一步强化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其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必要的前提。这是因为,政府之所以要对金融体系加以控制和干预,关键就在于这样做可以为那些在金融市场中不具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资金来源。所以,尽管问题是出在金融体系,但是问题的根子却在于微观的企业制度。 再来看经济动态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构性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的增长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是正确的,但当社会收入分配悬殊过大时,这样的增长模式就不再可取了。站在整个社会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至少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第一,是人们进入市场的权利是不均等的,结果是有权进入市场的人先富起来,而没有权利进入市场的人则日益走向贫困;第二,是人的跨地区流动是不自由的,结果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先富起来了,而处在未能参加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逐渐变得相对贫困;第三,是产业发展政策造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缺乏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者陷于贫困,而那些拥有人力资本的知识劳动者相对富裕起来。由此产生的后果不仅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还造成大量失业,增长当然也就因此受到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加以分离,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人们以平等进入市场的权利。此外,就是要积极创造劳动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制度和机制,以缩小不同区域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最后,我们还应当对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加以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结构来公平人们的收入分配。 笔者认为,上述结构性矛盾把原本可以形成的产出总量给吞噬掉了,而造成各种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不当。为了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以便把被结构性矛盾吞噬掉的经济总量释放出来,我们就必须把中国的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本文作者文一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系CCB讲席任教(2008-2015),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客座教授。他不落窠臼,既不基于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偏见对中国盲目悲观,也不基于中国曾是持续几千年的全球最强大文明这一事实来推断中国必将重返巅峰。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归纳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剖析了中国崛起为何必将实现的原因。

  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基本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除本文外,作者在其新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中文版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中,对支撑上述结论的理论框架给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本文原载4月号圣路易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区域经济学家》杂志(the Regional Economist)】

  仅用3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和制造业中心,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后突然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呢?要知道,很多具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的小国都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

  一种属于盲目悲观派,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超高速增长不过是政府靠海量投资制造出来的“振兴假象”,是靠牺牲环境和人民长远利益炮制出来的经济泡沫。

  这一泡沫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中国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当年能够崛起并维持其经济繁荣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法制、私有银行和独特知识体系,以及完美的市场机制、资本自由流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而中国必须靠不断山寨和剽窃西方技术和商业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国企投资来维持基本增长和就业。

  一旦廉价劳动力用光(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和政府债台高筑,除非能够实现政治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完成彻底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的国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将不可避免。

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1图一:从公元500年到2014年之间,世界各国累加GDP相对比例变化图。从左至右、由上到下各个颜色分别代表:非亚洲古文明国家(希腊、埃及、土耳其、伊朗)、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所谓累加GDP,即对于所有列出的国家,其GDP总量必须占全世界GDP总量的70%以上

  另一种观点属于盲目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历史地位至少从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后180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见图一)。

  中国曾创造了无数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奇迹,包括促成文艺复兴后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发明以及在陶瓷、纺织和炼铁等方面的领先技术。因此,中国一旦觉醒,回归它以前灿烂文明的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而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

  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不起推敲。它们或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或是基于对历史的肤浅线性外推。一个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国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长,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丰厚的非洲没有做到,奉行 “华盛顿共识”和“市场万能”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甚至工业基础雄厚并采纳了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没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来,那为什么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没有重振昔日雄风,在今日工业强国林立的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中心闪亮登场?

  本文为中国崛起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根基于西方当年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迅速崛起的历史,根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政治经济学逻辑,根基于对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多次工业化失败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借助于这一解释,我们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更好地预测中国未来国力的走势,还可以借以分析其他国家工业化成败的深层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不是在其它欧洲国家或当年的中国和印度)发生的“秘密”本身。

  近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而这绝不是因为美国具有与世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而是因为它在整个19世纪一百年间全力推行了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为其制定的正确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崛起的几个基本事实

  35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今天,以工业产值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其中包括粗钢(美国水平的8倍,世界供给量的50%)、水泥(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世界总产量的 50%)、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四分之一)、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化纤、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手机的生产国。

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2图二:从1970年到2013年之间,全球制造业产值最高的5个国家的变化情况(由上至下,依次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国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开始繁荣,继而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使中国的重工业能够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飞,并从此开始超越一个又一个当代制造业强国;并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秘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短短35年,中国是怎么做到这种历史性超越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终于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那么,工业革命的秘决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在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40间年反复尝试却一直没能发现这个秘诀呢?

  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经济事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人类使用火以及发明农业生产相媲美。

  在工业革命前,人类处于自然经济中,生产仅能满足自己所需,受到所谓“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因为农业社会生产资料和粮食的增长速度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人均生活水平永远无法提高。这个生存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760年开始,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快速提高,人均收入进入长期上升通道。这首先体现在纺织业的规模化生产方式上。由于纺织品的量化生产,过去人类历史上需要一家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手工劳作才能获得的布匹和衣服,现在由纺织机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因为机械化生产方式使得英国的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军事力量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世界各国开始努力效仿英国的工业革命以便能够跟上英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3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火车

  不过,这种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努力在其后二百多年间仅有几个地区获得了成功:北欧、西欧、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观察者网注)。这些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仅相当于世界人口10%左右。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四条小龙经虽然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其中某些经济体(例如台湾)目前的人均收入也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

  工业革命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模仿和尝试过,为什么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几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关键。因为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一方面,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制度)可以约束精英阶层的贪污腐败和勒索行为,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人产权和法制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对民间的财富积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最基本的激励。

  另一方面,榨取性政治制度(例如封建专制制度)不仅意味着人民缺乏选择的自由,也意味着私人产权不受保护,法制不健全。这些都浇灭了人们努力工作、积累财富以及发明创造的欲望,其结局一定是全社会的贫困。因此,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消灭贫困的手段只能是通过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变革来实现民主制度。

  上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否真有道理呢?

  实际上,此类理论很难在历史事实面前自圆其说。

  首先,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贝克尔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参见作者《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第150页)

  其次,目前世界上有大量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增长停滞和政府停摆的厄运里:阿富汗、埃及、伊朗、利比亚、巴基斯坦、泰国、突尼斯、乌克兰等等,此类国家不胜枚举。再次,有很多施行榨取性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却颇为强大,例如二战前的德国和俄国。

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4政治制度不是决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上图为偷渡到意大利去的利比亚难民

  事实上,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俄罗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场化”的“休克疗法”后为何却一蹶不振,解释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的工业化,更解释不了韩国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时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产权和法制状况都相同的同一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却同时存在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两种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两种社会环境。这种同一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国城市找到。意大利也是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后,而北部却很富裕。为什么?

  原因在于,无论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数学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根本无力解释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些流行理论对发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黄土地上的伟大工业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码洞见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和低估中国工业化的威力。

  中国工业化在历史上的失误

  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工业化并非它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而是它过去一百多年里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但前三次都没能成功点火引爆工业革命。

  中国第一次向工业化的进发是在1861年到1911年之间,也就是中国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之后。

  由于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清政府备感羞辱,开始奋发图强,启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现代化项目,以便改造当时非常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和初步工业体系就是那时建立的。

  这场“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整整8年。然而50年后,清政府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政府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社稷民不聊生,愿景中的工业化强国无影无踪。反观日本,晚了近十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却使日本在50年后成功实现了工业化。

  清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无能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政治改革”的呼声席卷中华大地,最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榨取性”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西方体制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新政府希望通过模仿美国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使中国工业化。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口号是:“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中国”。由知识精英组成的革命者认为,清政府没能将中国工业化以及中国全方位的落后,都是由于缺乏民主、包容性和多元化政治体制(这正是当代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观点)。

  但是,辛亥革命约40年后的1949年,中国仍然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努力也因此失败了。

  1949年10月1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中国政府希望借助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第三次工业化尝试。但是30年努力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崩溃的边缘”,四个现代化遥遥无期。

  可以说,中国在1978年仍处于马尔萨斯陷阱,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相比并无本质性进步。

  因此,中国历史上数次工业化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缺乏自由市场或私人产权——清朝在17和18世纪时的市场自由度和私有财产保护力度比当时的英国以及整个欧洲还要健全得多(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里提供的参考资料);这种失败也不是因为缺乏包容性民主制度——民国时期的政府是如此具有包容性,甚至中共党员都可以在政府内任职。

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相反,恰恰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相对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虽然这一体系非常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并完全靠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

  第四次工业化尝试有何不同?

  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是由邓小平亲自启动的。与俄罗斯在90年代初所做的改革不同,中国没有接受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政府的建议,而是按照中国的国情采取了一种务实、卑微的态度和一系列渐进、试验性的经济改革措施。

  而正是这些由一批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政治家推行的务实的试验性的渐进改革措施使得中国终于在黑暗摸索中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此次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放弃党和中央政府的绝对领导(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反),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和发展市场经济;

  二、聚焦社会底层改革,从农业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开始改革试点;

  三、鼓励发展低端制造业来满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哪怕是技术水平原始的乡镇企业;

  四、用工业制成品而非自然资源出口来进行国际贸易,以换取外汇和国外先进工业设备;

  五、中央和基层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发展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六、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而是长期实施国企与私企同时并存的“双轨制”,但强化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七、由政府主导产业升级政策,产业升级的顺序是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从制造业到金融业逐步推进,社会经济也从高储蓄率社会向福利社会逐步发展。

  表面上看,虽然中国和英国(以及其它老牌欧洲国家当年)的政治体制有着鲜明区别,但是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路径却与历史上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其它成功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年的工业化过程)非常相似,遵循相同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比如,英国的工业化路径具有5个基本发展阶段: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开辟国内外统一市场,促进商业交换,鼓励农村企业以远距离贸易(而不是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从事全球贸易,因此乡村手工作坊制造业获得了几个世纪的长足发展;

  二、利用原始工业化阶段创造的统一国内外大市场和商贸网络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劳动密集型工厂规模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主要是纺织品),满足日夜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求;

  三、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对能源、动力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工业三位一体”)的巨大市场需求启动“工业三位一体”的技术升级,克服能源-动力-交通瓶颈,降低交易成本,拓宽和深化市场;

  四、利用“工业三位一体”技术升级带来的红利和契机,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其典型特征是对规模化生产所用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实现规模化生产,如钢铁、道路和机械设备(包括农业机械设备),另外还有大规模信用体系的建立;

  五、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包括经济福利(如现代服务业、失业保险、基础医疗服务、义务教育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治福利(如民主制度、人权、废除死刑、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中,政治制度是内生的,是根据初始国情、社会稳定和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断改进的;因此,民主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民主制度只有在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才能正常运作并对社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否则只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加速器。

  而没有政治稳定,统一的大市场就不能建立,从而规模化大生产也无法盈利。因此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曾是在首先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完整以及社会安全的绝对前提条件下,不约而同地走过了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无论其政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下面是几个典型例证。

  英国的工业化路径[每个国家的这五个发展阶段并没有严格清晰的时间界限,在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间互相叠加是正常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高级阶段永远晚于低级阶段而出现。

  但许多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急于求成,企图跳过某些低级阶段而直接进入高级阶段(比如在没有开启和完成农村原始工业化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就提前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和福利社会阶段),这是它们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原注]:

  一、1600-1760:乡村原始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农业生产逐步商业化,遍布农村的原生工业在皇室的重商主义政策下全面兴起,并在一大批通过全球贸易和奴隶贩卖发迹的富有商人的带领下,通过外包制从事制造业活动。

  [外包制是以农村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制造业形态,在17和18世纪的西欧农村非常普遍,那些剩余农村劳动力按照商人的指示生产和加工产品,再由商人统一采购并运送到国内外市场上销售。许多家庭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如手摇纺车和织布机,但他们依赖商业资本家提供生产原料来进行生产。他们生产的半成品会由资本家送往其他地方进行进一步加工,而他们生产的成品会被资本家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原注]。

  二、1760-1830: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首次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培育的市场条件和商业网络实现规模化大生产(主要在纺织业,通过木制纺织机和水流动力驱动替代人力)。

  三、1830-1850:通过克服以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系统(工业三位一体)为经济增长瓶颈的技术革新,加速工业化进程,比如煤炭作为新型能源的大规模使用,铁路作为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蒸汽机作为动力装置的大规模应用。

  四、1850-1900:利用工业三位一体开辟的更高一级市场条件引爆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大工业生产所用生产资料和工具本身的大规模生产,如钢铁、化工原料、机械设备等。

  五、1900年以后: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如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的普遍建立,并在1928年(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150年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才实现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工业化路径:

  一、1820年之前:农村商业化和以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二、1820-1860:在重商主义强政府主导下通过模仿或剽窃英国技术在纺织业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驱动能源为木材和水力)。

  三、1830-1870: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的市场条件为支撑,在强政府主导下进入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工具(工业三位一体)这个经济增长瓶颈为目标的技术提升阶段,如1830年前后全国主要运河修建资金的70%由政府提供,1828-1870之间在政府招标和民间出资的方式下,美国爆发了铁路建设热潮。

  四、1870-1940:引爆并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钢铁、汽车、通讯工具、化工产品、农业机械的大规模生产。

  五、1940年至今:二战后进入福利国家阶段。1960年爆发了争取公民权的全国性运动,1965年实现了普选,1994年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2015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注意,美国目前仍然没有废除死刑)。

  日本的工业化路径

  一、1603-1868(江户时代):在国内外政治稳定的环境中,从事以贸易为目的的农业生产,乡村手工制造业获得全面发展(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

  二、1868-1890(明治时代早期):在政府主导下开启并完成以世界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

  三、1890-1920(明治时代中晚期):在政府主导下引爆以规模化生产轻工业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依靠进口技术设备生产劳动密集型纺织品并以出口世界市场为目的。

  四、1900-1930:在政府主导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的三位一体技术瓶颈和经济增长瓶颈,以铁路建设高潮为代表。

  五、1920-1941: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

  六、1945-1980: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在美国占领下实现民主改革,进入福利社会。

  中国的道路

  中国将西方及日本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压缩到了三十多年,其工业化进程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

  一、1978-1988:原始工业化阶段。

  大量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而非私有制)在全国各地萌芽,并呈爆发式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这类企业起到国民经济增长引擎和压舱石的作用。这个期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从150万家增加到1890万家;其生产总值增长了13.5倍,从占GDP的14%上升到46%。截止到1988年,乡镇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达1亿个左右,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由于生活基本消费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告别了长期困扰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中央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粮油猪肉等基本食品、布料服装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同时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二、1988-1998:引爆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生产了大量轻工产品,都以满足统一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的,但是高级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棉花的最大生产国和进口国,以及家具和玩具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乡镇企业继续高速发展使得雇佣农村剩余劳力数量达到全国农业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农民)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长28%,连续二十多年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

  三、1998年至今:政府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社会储蓄克服以能源-动力-交通运输为瓶颈的工业三位一体缺失,并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设备、工业原料、零部件等生产工具和资料的规模化大生产。受到中间产品、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等产品的国内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机械工具、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船舶等的生产、消费和技术创新迎来了一个高峰。

  在这一时期,共有260万英里(约合416万公里——观察者网注)公路建成通车,其中包括7万英里(约合11.2万公里——观察者网注)高速公路,这一数字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新建高速公路里程多出46%。在中国30个省中有28个省建成了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总通车里程达到1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观察者网注),比全世界其余地区高速铁路总里程还要多出一半。

  四、目前中国已经处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其产业升级正处于由中端往高端进发的冲刺阶段。

  所有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的特点都是技术创新开始大规模爆发,政府也向工业界发出了进军号令。这相当于美国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时间点,当时美国不仅已经在工业品生产规模上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而且开始在工业技术上逐渐领先成为全球创新基地,涌现出了诸如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和范德比尔特这样的工业巨头。

  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不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比英国优越,而是因为它的政府(比如通过南北战争,收复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利亚和夏威夷群岛,以及修建跨洋铁路网等等)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还要大几十倍的国内外统一大市场。

  正是这个巨大的市场为美国培育了一大批工业巨头,纵然它没有产生过牛顿和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和康德与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市场主义”的胜利吗?

  中国迅速工业化的成就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市场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肯定市场作用的原因很简单: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关键因素。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

  但否定“市场主义”的原因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却又是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

  第一,除非存在人们间的社会信任,让那些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去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

  第二,为了使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

  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和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机制与产权结构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权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

  但是引爆工业革命所需的规模化世界市场又是如何获得呢?早期的欧洲列强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应该被理解为重视商业和制造业出口,而非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它们采用武装贸易,利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来开拓和创立垄断性的全球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从而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和几百年的时间来培育强大的商人群体并利用他们创造规模足够大的世界市场。因此,在当今的文明时代,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市场开拓和帮助农民组织企业方面必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目前正在中国爆发和展开的工业革命也并非仅仅是不断采纳新技术的结果,而是在一个能力卓越的重商主义政府带领下不断为其制造业创造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直接结果。

  这一市场开拓的过程没有重复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殖民其他民族的老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也从中获益匪浅。这一秩序原先是由所有发展中国家、各殖民地独立运动以及各工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共同创立的——原注]。

  “秘诀”在于工业化的顺序

  民主与自由放任的政策并不能自动创造出全球市场。这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正确发展战略的执行以及合理产业政策的实施。所谓“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社会代价的。

  由上面各国工业化所经阶段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市场的发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农业、手工业自然经济到原始工业化阶段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等等逐一出现)。

  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始这一进程,它都必须重复其他已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曾经历过的各个基本阶段。[成功的工业化必须经历特定的各个阶段,关于这一论断的理论框架可以在我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英文版书名为《一个超级经济强国的诞生——中国快速工业化秘诀解析》(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 Unlocking China‘s Secre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中找到——原注]

  这就像学习数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人类循序渐进地建立了数学知识体系:从数字到算数,再到代数和微积分。虽然目前微积分已经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了,但没有人可以打乱这一数学演化的规律和顺序,不学习加减法和代数就直接跳到微积分。

  一个从未学过算数的6岁孩子不应该学习微积分,而是应该像人类祖先那样借助手指先学习数数,然后学习加减法乘除,然后学习代数,最后才学习微积分,重复整个人类从前所做的那样,只不过以更短的时间和更快的速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现代经济理论却教导穷国要“大跃进”式地实现工业化,或直接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钢铁和汽车制造业)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或首先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如允许浮动汇率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的完全私有化),或干脆立即确立现代政治制度(如建立民主政体和实现普选)。

  但是这种理论把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与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步骤是相违背的,因此带来了政治不稳定、发展停滞、甚至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早熟的民主制度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已经扭曲变形了,并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国民收入陷阱的根源。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已经是一个成功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国家,目前正在以前无古人的速度向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军。而且中国用35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用350年才走过的道路,因此也必然积累了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和消极因素:比如猖獗的腐败、有组织的犯罪、前所未见的环境污染、迅速升高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大面积的商业欺诈与丑闻、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大面积的资产泡沫、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生产安全事故,等等。

  而且挑战远不止如此,中国还有很多短板: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医疗和教育领域进行进一步改革、完成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financial infrastructure,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内容——观察者网注)和现代法制体系。

  尽管存在上述一系列严峻挑战,只要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工业化顺序完成产业升级,维持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那些一大堆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完全构不成像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贫穷和中等收入陷阱那样的结构性顽疾和威胁。

  结论

  从15世纪开始,推崇市场开拓和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精神”超越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民族的隔阂,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跨越海洋“握手交易”。正是这一精神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并将继续改变这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双赢国家战略:它不但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带动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把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经济上捆绑在一起。

  如今,中国似乎接过了美国手中的旗帜并把它发扬光大,开启着未来全球新的贸易格局:中国正在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双赢的全球发展战略、进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一带一路”),这一战略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

  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黄金机会。但是,这些国家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多少,还要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政治眼光、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

  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个时代将由中国塑造,地球上的每一角落都将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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