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儒学的调整,清人智慧的结晶永利澳门游

2019-09-17 作者:永利澳门游戏网址304   |   浏览(55)

在明清交替的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就世界范围而言,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当时中国清王朝刚刚建立,扔处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之中,但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进程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了一定冲击和影响,这从明末清初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焦、李贽、李之藻、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刘献廷等人身上都可以明显感受到。耶稣会士来华,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给晚明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添加了催化剂。时值晚明之际,封建社会以及建构于这个社会之上的意识形态,不论朱子之学学还是阳明之学,都走到了绝境。东林党人的气节情操,固然可使传统士人舍生取义的品格散发出一缕灿烂的光环,但历史发展的规律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历史注定东林党人只能是一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极富悲剧色彩的传统士人。东林党人的悲剧,再次说明晚明之际的传统社会已步入走投无路的客观现实。在晚明社会中,还悄悄地滋生出了一种不大为其时所瞩目的思想,这就是由徐光启等人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潮。而晚明的经世致用思潮,它讲究的是实实在在的富国强兵的方法。早在天启初年,徐光启就明确指出:“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徐光启集·与胡季仁比部》)这里用的虽是朱熹所用过的“实学”一词,但其含义,却与理学所谓之“实学”有了本质不同。,它指的是具体的"用世之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用心讲求屯田、漕运、水利、历法等事,翻译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编译《测量法义》、《勾股义》、《泰西水法》等实用科学著作,晚年,又写成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受他的影响,从天启中期开始,一批以切于世用为目的的科学著作开始出现,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社会已萌发出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新的思想与传统思想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以抽象的伦理道德为自己探讨的对象,它将视野转向广漠的国计民生的各个具体领域,探索实在的富国之道。清廷建立之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清人对汉族传统文化与思想,所取的仍是这种完全出于实用的目的。我们在下列史实中可清楚地看到:清廷于入关之初及顺治年间,曾先后两次强令全国剃发易服,并强调王公贵族保持满族骑射传统,其目的很显然,当在勿使满族文化淹没在汉文化的大海之中。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界,目睹了明王朝的毁灭和封建专制主义权威的威风扫地,他们痛定思痛,开始总结明朝的历史教训。于是继承了明末以来兴起的实学思潮,大力倡导学术经世致用,批判空谈误国的理学,提倡民主启蒙思想。顾炎武及其开创的学派,重视博证与实地考察,倡导通经致用,为以后的乾嘉考据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颜元开创的颜李学派,则更加重视践履务实,批判宋明理学的锋芒毕露更为鲜明。与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相一致,清初的文学也一反晚明以来文坛上形成的如火如荼的个性解放的文学思潮,而向儒学正统回归。钱谦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是在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吴伟业和王士不赞同钱谦益大肆排击前后七子的态度,其诗歌创作的取向,实则是公安、前后七子两派的融合。云间派的代表人物陈子龙曾提出一个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命题:“诗者,忧时托志之所作也。”他重提儒家的美刺说,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这时的诗歌散文,大都反映了明清之际战乱纷争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顾炎武的诗,被后世赞之为“一代诗史,踪美少陵”;黄宗羲的诗也能以“一人之性情”写尽“天下之治乱”。短篇小说从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晚明异常活跃的白话短篇小说到清初已开始衰退,只有李渔还有些较好的创作。此时的文言短篇小说更受一般文人重视。白话与文言短篇小说之间不只是语体上的差异,白话小说那种鲜活的气氛与文言小说的雅致笔调,在对读者情感的作用方面是有区别的。文言小说的表达方式有点“隔”,情绪也较为平静。如《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许多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它们虽然与“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作者赋予她们以狐仙花精之类非人世的身份,从而使这些美好形象与尖锐的现实矛盾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而《聊斋志异》中凡是具有现实社会身份的女性大抵贤惠温良,而且合乎传统道德。到了乾隆时期,以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反对《聊斋志异》中的虚构情节和细致的描绘,而以平实的笔记体为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又更向古雅的传统靠近了一步。明末清初出现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从表面上看是晚明小说发展的延续,但这里面没有很杰出之作,多半是些套路化的娱乐性读物: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甚至有的婚姻还要得到皇帝的允准,最终归于大团圆的结局。一些历史传奇小说,如《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则较多受到正统意识的影响。戏剧方面也与晚明的文学精神相悖,李玉的《一捧雪》,歌颂忠仆莫诚和贞妾雪艳娘,前者代主受戮,后者为不让汤勤说出莫诚代死的真相而假意嫁给汤勤,并在洞房中刺死汤勤然后自杀。《清忠谱》歌颂忠臣,思想也很陈腐。康熙年间出现的两大名剧: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其艺术精神与晚明相比也已有所变化。洪曾把《长生殿》与《牡丹亭》相比,在歌颂“情”可以超越生死方面确与《牡丹亭》有一致之处,但《长生殿》所写的是历史题材,剧中男女主人公是皇帝和妃子,歌颂他们的爱情在道德上完全是合乎传统规范的,这和《牡丹亭》富于挑战性和富于激情的描写是完全不同的。《桃花扇》借儿女之情来反映朝代的兴衰,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但作者对晚明历史的解释,其实还是很正统和官方化的。雍正、乾隆时期,政治渐趋稳定,这时多数文人学者已对清政府采取了臣服合作的态度:参加科举考试,应征博学鸿词科,并参与各种大型图书编修,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加之清政府强化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致使这时的广大学者在治学方法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乾嘉学派的形成,一是归于政治的日趋稳定,二是文字狱的频发,而更重要的,则是理学自身的衰落。乾嘉学派源渊于顾炎武,再由阎若璩、胡渭等开其先路,到乾隆中叶由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又有戴震集其大成,到乾嘉时代达到鼎盛阶段。乾嘉学派有一整套精深严密、朴实无华的考据方法,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甚至波及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但乾嘉学派也有严重的缺陷和弊端,范围和内容比较狭窄,脱离实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具体的微观问题钻研很深,但宏观研究则相当缺乏建树。诚如戴逸教授所说:“乾嘉考据学派,在专业方面是巨人,在思想领域是侏儒。”虽然如此,在文学艺术领域,仍然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扬州八怪”、袁枚等不朽名著和文学巨匠。如果说在十八世纪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形势下,悠容治学、皓首穷经、整理典籍、编纂群书的乾嘉汉学尚可作为盛世的点缀和象征,但在社会危机四伏、民族灾难到来之时,这些汉学家们只能一筹莫展,提不出任何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于是最终难以步出遭受冷遇的境地。正因为如此,一种以今文经学(西汉董仲舒开创、与古文经学相对、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武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也就势所必然了。

王阳明学派的心学特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和体验,发展到后来,随着王学门生的各自进行解释,逐渐流于谈空说玄。入清之后,知识分子已不屑于作王学的继承人,而是反对王学,继而反对整个宋明时期的学术风尚,而遥承两汉的学术风气。 最初批判王学的是顾炎武,在他看来,明末的“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原因在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王学末流背离孔门为学的宗旨,不学习六艺,不考证历代 典故,不理会时代的需要,已经与儒学的正统相差太远。在抛弃了宋明理学的为学原则后,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 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著作。 与顾炎武齐名的思想家黄宗羲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竭力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谈,批评学者不以六经为根本而任意发挥,主张学术必须精研六经,精通诸子,独立思考,以经世致用为目的。 批判和总结宋明理学贡献最大的是王夫之,他长达40多年的隐居生活中,潜心著书,认为,思想在之后就开始变质,发展到秦汉,就基本变质,秦汉以 后的儒学,不是真儒,而是伪儒,到了宋明,儒学就进一步蜕化,失去了信仰的价值,教而误人子弟,执而误人国家。他否定了高高在上的天理,道随着器的变化而 变化,天地间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人性也同样,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形成的,不是一旦形成,永恒不变,或先天而存在的。王夫之还对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提出尖 锐的批评,认为人欲即天理,天理就是人欲,无所谓只有革尽人欲,才会复兴天理。 提倡经世致用而批评王学的儒学家还有颜元,他认为理学 家们要人读书、静坐、内省,而不鼓励人们去做实事,一方面害了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另一方面也害了国家,使国无人治理,无人保卫。为了纠正 理学的弊病,颜元要求实学、实习和实行,认为只有实行,才能真正精通各项具体的事物。否则静坐读书而不接触实际,所得到的只是假的知识或虚的知识,要求读 书而办天下事,犹如。 经世致用和实学的提出,使知识分子在寻求儒学真谛上,走上了以考据为基本特征的乾嘉汉学。乾嘉汉学兴起 于惠栋,至戴震而达到高峰,其基本学术研究在于文字、音韵、训诂等,但是随着清政府对乾嘉学派的拉拢,乾嘉学派自戴震之后,再也不保持批判的精神,即使学 而好思,也只是停留在古代经典的文字校勘上,而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无多。儒家学说在这种缺乏现实思考的考据学的支配下,面临着更深刻的危机。 于是,学术界内部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潮,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脱离实际、回避现实的乾嘉学派。最先站出来的是章学诚,他认为治学不可能没有目的性,不能不为 现实服务。其次是龚自珍,他认为真正的或者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不外乎尊德性和道问学,如果以儒家学说为名物训诂无疑是本末倒置,以偏概全,他企图超越汉宋 之学而重建儒学体系。 龚自珍并没有完成汉宋结合的任务,就在龚自珍英年早逝的那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苦难时期,作为传统统治意识的儒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不断地进行调整。 调整之一是倡导的复兴宋学,结合汉宋。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尤感拯救人心,整合社会秩序的重要,而认为宋学在匡正人心 上有独特功能,不过在推崇宋明理学的同时,曾国藩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将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主张汉宋结合,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相结合,他认为,经世致用和船 坚炮利等很重要,而社会道德标准也很重要,经世致用之才实际上应当是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统一。 调整之二是“中体西用”的提出。在 西方先进生产力存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又毫不例外拥护和期待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指导思想。用薛福成的 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也就是俗语所简称的“中体西用”。 调整之 三是维新变法的“托古改制”。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直接由忧思衍释出种种危言,并在九十年代积议论而成思潮,催生了倾动天下的维新变法。、梁启超、 谭嗣同、严复因之而成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人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重释儒学,前一本书诘刘歆伪造古文经,湮灭了圣人的真义,后一 本书说孔子作六经,以布衣改制而为素王,是个变法的行家。这是儒学的一种异化。而谭嗣同则把矛头首先指向统治阶级奉若神明的三纲五伦,对儒教极力维护的君 臣关系批判得尤为畅快淋漓。认为人欲是合理的、必要的。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嘉道以来经世思潮之得以勃兴,其原因颇为复杂。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问世以后,今文经学对晚清思想的影响便被特别突显出来,仿佛只有梁氏所谓“以经术作政论”的今文经学才是当时经世思潮勃兴的唯一思想理论基础,大有将两者划上等号之势。这种认识与历史的本相颇有距离。其实,今文经学诚然是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来源。乾嘉汉学、程朱理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等等,有多种传统学术流派为之提供了思想资源。可以说,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想能够勃发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正是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从多方面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必然结果。乾嘉汉学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乾嘉汉学末流流弊的批评,即抨击烦琐虚空的考据学,倡导对现实社会与民生的关怀。其实,这种批评不仅来自汉学以外的其他多种学术流派,而且来自汉学的内部,是汉学家经世意识的激发涌动。明末清初,汉学的开山祖顾炎武针对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曾经提出了一个“经学即理学”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蕴涵的意义有二:其一,理存在于经中,治经所以明道。其二,治经只是明道的手段,明道的目的在于经世。可见,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包含了实证的考据学与实用的经世学思想,而这二者又是密切相关联的。毋庸讳言,乾嘉汉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走了纯粹考据学的偏锋,不少汉学家失去了经世精神。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这是一般学者所难以抗拒的严酷现实。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由顾炎武开创的经世之学,即使在乾嘉汉学鼎盛时期,也并未完全中绝。学界公认的汉学集大成者戴震“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他深刻地揭露了“以理杀人”的黑暗现实。经学家王念孙敢于抗疏弹劾和珅。号称汉学护法的毕沅、阮元均是经世派的封疆大吏。汉学家对现实与民生关怀的精神是不容否认的。更有甚者,在嘉道以来批判汉学思潮中,有不少来自汉学营垒内部的声音。扬州学派的汪中、焦循、凌廷堪可谓典型。扬州学派的兴起,是对吴、皖二派的补偏救弊。具体而言,扬州学派的“通学”,不仅能纠正吴派盲目崇汉之“固”和皖派为考据而考据之“偏”,而且能发掘出经世大义,使乾嘉汉学由实证的考据学转到实用的经世学的新路向。汪中为学不尚墨守,反对汉学末流的门户之见与烦琐考据,而惟求通经致用。焦循甚至不承认“考据”之为学,他否定考据名目,为学主张汇通,治经在于明道,以求立身经世。凌廷堪对汉学流弊的批评更是击中要害,指明汉学家不通古今之变,为学不通世务,不切时用,完全钻在故纸堆中,失却了经世的意义。这些表明乾嘉汉学家尤其是扬州学派的学者,也能因应世变,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注入思想活力。浙东史学浙东史学的鼻祖黄宗羲,在强调“经术所以经世”的同时,特别重视“读史”与“证明于史籍”,以开浙东学术“史学经世”的先河。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刘宗周的心学,下启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的史学,其间经世精神一脉相承,而尤以章学诚为典型。章学诚是乾嘉时期与汉学大师戴震同时代的浙东史学大师。他的著名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一方面是针对汉学家空言著述的流弊而发的。他从根本上否定汉学家由音韵、文字、训诂的考据学以明经达道的治学路径。在他看来,当时的汉学家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抽掉其明道经世的意义,而走上训诂考订的偏锋。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忽视其思想内容的探讨,只注重经典形式的研究,使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得到大力的发展。汉学家们尽管可以著作等身,但并未明经达道。另一方面则蕴涵着“史学经世”的意义。在章学诚看来,史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作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之类的典籍中,发掘出先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精神,从历史上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章学诚反对汉学家脱离现实的为考据而考据的纯经典研究,主张研究经典的意义在于致用于现实,尤其不能死守经说,而要因时变通。可见,浙东史学的经世思想也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事实上,嘉道以来边疆史地学与域外史地学的勃然兴起,其根本的动因与直接的目的都在于经世,这是史学经世精神的一个典型例证。桐城派古文学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文派形成的乾隆时期,正是汉学大盛、如日中天之时,学术思想界扬汉排宋的风气盛行。桐城派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的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流行的汉学相抗衡。桐城派与汉学相争固然有其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但在乾嘉汉学衰落、流弊百出之时而涌现的批判汉学思潮中,桐城派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其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此种社会思潮的一片波澜,因此,毋宁说是其经世精神的体现。姚鼐少时即有经世之志。他对汉学的攻击,固然或有发泄私愤之意,其实更与他的论学宗旨及经世精神相一致。姚鼐批判汉学的精神由其弟子方东树发挥到极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对乾嘉汉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一方面,指责汉学家标立门户、扬汉抑宋之害;另一方面,抨击汉学家钻在故纸堆中,严重脱离实际,汉学支离琐碎,与国计民生无关,虽实而虚。这便将嘉道以来批判汉学思潮推向顶峰。页码1 2 <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并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文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着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渐渐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后世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含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工作,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便利。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的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辨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证,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说明解决问题时,却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际的后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 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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